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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铭宇慎重的说道:我们初步议定是在每亩三十斤到五十斤之间,以收取稻谷为主,棉花为辅,其他作物另行折算。具体收取多少,还请大人决定。
张准再次沉思片刻,缓缓的点点头,沉声说道:好吧!就按照每亩四十斤稻谷的税率征收,其他作物另行折算。要刻碑为计。以后不能再更改了。否则,民众就要对我们的信用,产生动摇了。
王铭宇等人自然明白当中的厉害,连声保证工作一定会做到位。
事实上,如果不是张准的废除农业税的想法,实在是太超前,他们也不会强烈要求进行更改。对于这个口号的吸引力,在场的所有人,都是十分清楚的。对其作出的更改,可能引起的后果,也是非常清楚的。牵一发动全身,他们自然不敢掉以轻心。
最终,税率确定在每亩四十斤稻谷。
明朝末年,稻谷已经逐渐取代小麦,成为北方主要的粮食作物,种植面积越来越大。使用稻谷作为纳粮标准,是比较恰当的。当时山东地区的稻谷产量,一般的水田,大概在每亩二百五十斤左右,好点的可能有三百斤。每亩四十斤,大概相当于15%左右。这样的税率,是民众们比较容易接受的。当然,小麦的产量,依然相当大。
众人随后对相关的法令细节,进行了详细的商榷。
既然要纳粮,那就全部的田地,都要纳粮!
官绅一体当差,一体纳粮!
张准斩钉截铁的说道。
《均田令》和《军田令》最大的改变,就是无论是民田还是军田,都一律按照这个税率征收。不允许存在不纳粮的田地。否则,数十年以后,免税的漏洞会被无限的扩大化,最终导致纳粮政策变形,重演明末的悲剧。要么全部都不收!要么全部都要收!
其实,大明朝的耕地面积大约有8亿亩(800万公顷)左右,总面积是相当广大的(我国2010年的耕地面积是18亿亩,即中央屡屡提到的耕地保护红线)。按照明朝建国初期制定的每亩二斗(约37.6斤)的税率,每年可以收取300亿斤(约1.6亿石)的田租。按照每石五钱银子计算,国家的田赋收入,应该有差不多八千万两白银。
然而,实际上,大明朝中央的财政收入(即户部的太仓库),每年不过是三四百万两左右。加上皇帝的私房钱(内帑)二三百万两,一年也不过是七百万两左右,根本不到八千万两的一成。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?很简单,因为90%以上的田地,都掌握在士绅官僚群体的手上。而士绅官僚,是不用纳粮的。
九成以上的人群,只拥有不到一成的土地,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。不到一成的士绅官僚群体,掌握着九成以上的土地,却不需要缴税。崇祯不断的摊派粮饷,最终只能摊派到那些可怜的农民的身上。本来那不足一成的土地,负担就已经非常的沉重,哪里还经得起屡屡加饷?农民们不堪重负,自然要起来反抗。
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河南。明朝在河南有好多位王爷,每个王爷都拥有大量的田地。最出名的福王,一次就被赐予二十万倾的田地(约二千万亩)。由于河南本地的田地不够,还得从邻省调配。后来,福王的田地,又屡屡增加,最终超过了三十万倾,成为河南最大的地主。皇室、官僚、士绅将全部的田地都霸占光了,农民只能流离失所,到处流浪。
当陕西起义军来到河南的时候,就好像是火星落在了火药桶里面,自然是轰的一声,就冒起了冲天大火。河南是天下正中,中原心腹所在,对维系天下稳定,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中原一乱,必然天下大乱。如果陕西起义军被限制在陕西境内,无论如何,都不会对大明朝造成致命的影响。就好像建虏再彪悍,也无法灭掉大明朝一样。明朝的灭亡,内因才是关键。
富得流油的有钱人不用缴税,穷得屁股漏风的农民却要承担沉重的赋税,这就是明末的真实写照。这,才是民乱的最根本的原因。这,也是明末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。农民的问题不解决,国家不可能安定。出现这样的问题,哪怕是秦皇汉武,唐宗宋祖转世,都是难以解决的。推行士绅一体纳粮,依靠统治者本身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除非是推倒重来。
当然,免税的情形也不是完全没有。
为了鼓励大家积极的开垦荒地,张准等人研究后决定:新开垦的土地,第一年免税,第二年按照每亩二十斤稻谷缴税,从第三年开始足额缴税。